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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中国学问 讲好中国故事

文章来源:文汇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16年06月03日 点击数:250 字号:

  编者按:“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世界中国学研究者们研究中国当下和未来的一个高端学术平台,“世界中国学论坛”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粗略统计,参与其中的专家学者已有近2000人次,多位博学宿儒获得了“中国学研究杰出贡献奖”。中国学专家们从世界各地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互相切磋交流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一起分析中国发展的道路与经验,为未来中国发展建言献策,正是大家的积极参与和真知灼见,使“世界中国学论坛”的知名度不断扩大,影响力逐步提升,成长为一个广受关注和好评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

  以“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为主题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东亚分论坛5月22日至23日在韩国高丽大学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新成果,并就一些新概念、新表述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刊编发部分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1978—2008年,中国经济创造了年均增长9.8%的奇迹,我们从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长期片面强调GDP增长,中国经济也积累了越来越大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在新常态下开始实施发展战略全面转型,目标就是克服上述障碍,加快发展动力转换,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八大以来通过了一系列决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路线;制定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宏观调控总框架。这些战略决策,为中国经济的平稳转型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今年以来的经济数据显示,经历了几年增长速度的下行,中国经济逐步稳定,开始沿着结构优化、中高速增长、效益质量提升、环境友好、民生改善的健康之路稳步前行。一个更加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

  适应“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要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推进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垄断,推进服务业市场的便利化改革,放开服务业市场价格;其次要加快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实现对外开放由以工业市场开放为主向服务业市场开放为主的转变,以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在开放中发挥中国在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第三要以监管转型为重点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推进政府向市场放权,减少企业制度成本,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基本面中长期向好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将为东北亚各国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环境和合作空间,成为带动东北亚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新引擎。

  权衡(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优势正在发生转变。一是内生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资本回报率下降,二是城市化面临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制约,三是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水平低和创新效率不高造成增长动力不足,进而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四是收入差距扩大,五是中国增长中能源资源等约束条件正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着力点和工作重点在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包括四层意思: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这就涉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的问题;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涉及纠正诸多结构性过剩矛盾和资源错配问题,提高资源利用率;三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就涉及如何“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问题;四是优化创新和发展环境,这就涉及如何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负担、提高投资预期收益的问题。因此,政策性含义就是最终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体系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在打造世界最大增长极过程中将起领导作用

  金时中(韩国西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和金融波动背后的关键因素是实体经济部门(很多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产能过剩和供给过剩,这源自此前的过度投资和金融部门的扩张,也就是企业和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然而,中国经济不可能陷入硬着陆或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中,新的增长引擎正在出现,发出起步声音,也表现在研发导向的创新、城市化的平稳进步以及新丝绸之路倡议等方面。此外,结构性再平衡正逐渐取得进展。在金融部门,不可能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主要原因是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国家会担保它们的信用,而中国政府的金融实力依然强大。

  克雷多·G.M.莱塔(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未来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极将是东亚与拉美经济关系的实际拓展。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将能扮演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作用。东亚那些充满活力的全球工厂需要大宗商品,而拉丁美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亚洲需要为自己庞大的人口提供食物,而拉美拥有肥沃的农业用地。拉美为亚洲工业产品及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区域市场。来自亚洲跨国公司的技术

  转让和市场联系能够促进拉美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

  东亚和拉美需要利用恰当的软件和硬件设施来促成跨地区的协定。软件是指良好的定量和定性政策信息分析,硬件设施是指多边、双边及区域性协定。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越是了解拉美,就越有动力去携手打造世上最大的经济增长极。同样,拉美各国越是了解东亚国家,它们就越不可能陷于孤立主义心态中,也就越愿意跟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体进行合作并视之为潜力巨大的天然合作伙伴。

  需要提醒的是,人们应该不去受那些“棋局推手”们(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者)政治呛声的不良干扰,集中精力从事创建世上最伟大经济增长极的工作。

  中国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

  张维为(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走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经过不断的探索,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这也可称为中国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如执政党的特殊作用、混合经济、新型民主集中制等,都对中国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模式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他国无法照搬,但中国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良政善治等可能具有广泛而普遍的国际意义。

  苏长和(中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人们以前关注美国民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民主。国际学术界也掀起了反思西方特色民主政治的潮流。在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中,带有很强的对抗式的印记。这种对抗式民主经过包装以后还被推销到世界各地,我们看到不少国家在输入这种对抗式民主制度模式后,国家和社会陷入强烈的冲突和对抗之中。中国找到的道路就是协商民主模式。中国政治精神强调协商的“合”,不像对抗式民主制度那样强调对抗的“分”。

  “民主(democracy)”与“民疯(democrazy)”乃一线之隔,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民主和平论假设世界上各国都变成所谓的西式民主国家,就会有好的世界秩序。这个假设在逻辑和经验上都被检验出存在问题。在尊重差异,特别是尊重多种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中,协商的重要性得到彰显。就国际关系来说,中国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个多样制度模式以通过协商走向共生的秩序。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国家一起来做,这样或许可以走向更好的一种世界秩序状态。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的发展道路最近30多年走下来,凡是成功的部分一定是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利益格局,尤其是妥善处理好了中下层的基本利益。从改革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到进入21世纪后的协调城乡、南北、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环境等,再到正在推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基本经验。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几个重要社会政策领域里的问题,如医疗、教育、养老,背后也都是如何处理好利益格局尤其是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问题。政府的作用,是确保发展和改革的同时,平衡好各方利益,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

  全球性的发展代价,包括生态环境和低端产业等带来的代价,后发型社会不得不代人承担,甚至也代人受过。如何处理好我们与周边、与发达社会的关系,也是处理好利益格局和利益分配的重要背景。

  沈国明(中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法律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因此,立法的任务依旧很重。民法典将是近几年的重要立法项目。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成为对立法机关的基本要求。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法治政府。同时,人大加大了对预算和公共资金的监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维护公民和法人权利、纠正行政机关错误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舆论监督等形式的监督也在发挥作用。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方面,除了有对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要求,还规范和压缩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遴选制度等,已经显现出积极效应。

  通过友好的记忆载体推进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

  李永辉(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当今世界,面临众多新挑战,传统的古老智慧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就当今世界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择其要者,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内修其德,外行王道,着力提高软实力。“远人不服,则内修其德以来之。”几千年来,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中国不是要改变或征服他国,而是首先做好自己的事。第二,中国传统的国际观是开放的、普世的天下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东海西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第三,以人为本,积极推动人文交流。第四,慎大忌满,中庸适度,和平发展。第五,张弛有度的战略节奏。第六,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王健(中国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有两个中国人民与亚洲人民互伸援手、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动人故事。上海救助了2.5万多名犹太难民,被称为“上海方舟”。而犹太难民和在华犹太人也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中国,特别是上海给予韩国临时政府很大支持,而韩国革命志士尹奉杰/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的义举也给中国军民以极大的鼓舞。1941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主持下,朝鲜、犹太民族与其他东方民族一起,参加了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充分体现了亚洲人民反对法西斯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这两个历史故事所蕴含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亚洲,乃至全球的关注和认同。我们深切感到,在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一方面要防止有意歪曲和篡改历史记忆的反记忆现象;另一方面,则应通过建立一些记忆载体,让亚洲人民之间友好互助的集体记忆得以传承和发扬,让其植根于亚洲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并最终转化为中国人民与亚洲人民共同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一带一路”战略可用“一二三四五六”来概括:一个概念——“一带一路”;两只翅膀:一个是陆上,一个是海上,即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三个原则:共商、共建、共享; 四个关键词:互联互通、战略对接、产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五个方向: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五通”;六大领域即六大经济走廊。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当今世界产出的八成来自沿海地区的一百公里地带,这种“全球化”是“部分全球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互联互通,助推人类文明的共同复兴,打造更包容的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平均达三成,是排名第二位美国的一倍。作为实体经济投资的一种方式,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

  那·图木尔(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蒙古国政府于2014年决定实施“草原之路”的项目,发展高速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还可以为中俄提供过境运输。蒙中俄三国于2015年在俄罗斯乌法签署《关于编制建设蒙中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蒙中俄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作为一条经济潜力巨大的国际通道,蒙中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必将对东北亚乃至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黄仁伟(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世界中国学论坛秘书长):“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最新表述,同时又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全球治理”是国际体系转型和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中国与各国共同利益的主要载体。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四个结合点:一是人类与全球的结合。世界已经发展到全球范围内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历史阶段。全球化促进巨大进步,也带来空前挑战。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全球问题挑战。二是理念与实践的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时空、超前的理念,它在未来数百年进程中不断转化为人类的具体实践。“全球治理”是当代世界的实践,是命运共同体的直接载体。三是国际体系转型和新型国际关系的结合。二战后国际体系正在经历从霸权治理体系向全球治理体系的方向转变。“合作共赢”是“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表述。四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结合。中国处于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阶段,与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同步发生。各国治理的差异缩小,共性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随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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